贾谦-发挥中医药特色总报告内容（七）

七、中医的现状与遇到的政策法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该挺起胸脯满怀自信地说，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成熟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医学，运用其理论，可以防治各种疾病，包括现代医学认为是新出现的疾病，可以使我们健康长寿，无疾而终；中医不仅不逊于世界任何医学体系，而且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其“天人相应”的准确含义能够导引民众尊崇淳朴，崇尚诚信，美化心灵，促进社会和谐，引领社会进步；中医是东方科学，其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可用以指导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振兴中医就是复兴中华文化，是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只有那些对中医一无所知、没有民族自信心、一心向往西方、只看到美国月亮圆的人，才会不断排斥、攻击自己祖国的优秀文化。

然而，现实是，中医今天确实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状态，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一）中医几近消亡

首先，中医数量大大下降。清未民初时，我国3亿多人不到4亿人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亿人，有中医50万（注册者27.6万人）；今天13亿人，中医仅23万。中医人数几乎是直线下降。而西医由民国初年的几百人增加到1949年的8.7万又激增到2001年的175.1万人。

其次，中医队伍质量明显下降。据我们调研估计，23万中医中，受西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将医疗推向市场政策的迫使，真正能开汤药处方者不过十分之一，即不足三万人（有人估计远低于这一数字）。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几乎没有培养出名医大家，许多中医之精髓，如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内经针法等，已经没有几个中医懂得了：整体中医水平明显下降。由于民众找不到好中医，治疗无效则不再信任中医。中医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能靠“申遗”来保护，要靠我们自己建立庞大而坚实的高质量中医队伍来传承。

再次，几乎没有纯正的中医院。现在成天说中西医结合，全国所有的中医院都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实就是二流西医院，几乎见不到一家纯正的中医院；进了中医院是看中医的，一进去就是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动辄吊针、西药、手术、放化疗，与西医院的做法几无二致；用点中药也是可有可无的，起不起作用没有关系，反正靠的是西药。如此下去，中医就真的消亡了。

第四，中医药的科研经费太少，而且方向错误。科研经费大多给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给中医的经费中，大多给了中药研究，而中药研究经费主要给了植化分析研究即西方植物药的研究，并未去研究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沉浮。所谓中医的科研大部分是耗子实验，中药科研则是提取有效成分。这是国家招标指南误导的，其结果一则导致学者西化，导致中医发展进入误区，二则“成果”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作用。就是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活血化瘀成果，据说，只能误导中医临床。所以有人提出，只要方向不变，现在的中医药科研应该全部停止，不要再浪费纳税人的钱了。

最后，中医院校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培养的都是“中西医结合”人才，或说西医的医佐。学生进校时热爱中医，相信中医，毕业时怀疑中医，反对中医，不干中医。所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没有培养出多少像样的中医，绝大多数毕业生（至少95％）做医药代表或改行其他，从事中医者寥寥无几。何也？违背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抛弃了自己的特色，没有了自己的优势，只崇信西医，只教授西医知识，学生哪里还会信中医！中医院校培养的是中医药事业的掘墓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只要不仿效西方的学位制，只要允许中医带徒（请注意，前文说过，中医属意会知识，更适合于师徒传承），32所中医院校全部撤销，对中医事业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弊。若不撤销，中医院校教育体制和内容必须全面改革，使之更适合于个人知识的传播和传承，而不是搞西医医佐教育。

（二）鸦片战争失败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不少同胞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似乎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似乎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什么都不好，当然就认为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于是西学东渐，100多年来，我们的私塾教育没有了，我们的学生不学道德经、易经、四书五经一类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我们的教育几乎全盘采用西方文化了；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除了不完整的汉字之外，所学几乎全是西方东西；甚至上海某电视台某先生鼓吹要让我们的孩子具有狼性，真乃无耻之尤。

使国人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不仅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50年12月19日政务院通过的郭沫若副总理的报告明确指出：这种文化侵略“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利用庚子赔款发展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乃是一种处心积虑极其恶毒的政策。当时，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生曾向美总统梯奥道尔·罗斯福致送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中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是帝国主义者自己对于文化侵略的目的的最坦直的供认。从此，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更行积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即突增至占全部在华外国教士的一半。”詹姆生在《备忘录》中还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

美国人汉斯·鲁斯克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也揭露道：“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4500万美元用来‘西化’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使5亿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进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明眼人不难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的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及其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等的目的是要西化中国人的思想，为西医药统治中国打基础。

由上可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善款不善，帝国主义不会白给您的。今天，美国给巴西、给印度艾滋病善款，人家坚决不要。美国给我们的艾滋病善款，使我们忘记了我国几千年的传染病都是中医解决的，使我们忘记了由于中医的存在我国从未发生过欧洲那样一死几千万人的传染病灾难，使我们忘记自行研究艾滋病治疗药物而将我国艾滋病人的生命拱手交给了美国人！

美国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是其文化侵略战略的一部分，一则这是人才收割机，用以网罗并廉价利用世界各国人才，二则是给这些研究生洗脑，培养亲美势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就叫嚷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第三代人身上，可以说，美国几乎做到了。美国研究生奖学金制度也是其和平演变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呈送国会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评价报告中说：“中国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开始大量获得美国研究生学位，随着这群学生逐渐在中国国内获取资历，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就这一强有力的态势而言，中国科学家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具有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无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国卫生部中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官员已经对美中双边合作及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卫生问题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对新思想逐渐采取了开放态度。”美国国务院的话道出了其研究生制度的真实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近百年来两次海归对中国的恶劣影响。一次是清末民初，主要是赴日留学生，引进了日本的反对中医、消灭汉字的逆流，导致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从长远看，五四运动的负面作用更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一些海归则全面带回了美国的金融、经济、文化等等，导致了不合国情的“选美”也在中国粉墨登场。

两次海归大潮更加导致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西方文化几乎占领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英语的学习已经远远超过了对母语的学习。以至于 2006年7月我们主管部门在香港召开的中医药国际化论坛上居然全部讲的英语，尽管与会且出资的民间中医一再提出反对（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置之不理），尽管与会的外国人只有二人且均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显示出“说英语高人一等”的奴相。因此，鄙人与大陆另三位与会者罢会而去。

2006年8月，即香港会议之后半月，我们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尽管我们有同志英语讲得极好，会务人员“听不懂”英语，要求讲法语。在2006年“欧盟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法国商界代表用英语发言，当时在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对此大为不满，拂袖而去。”（报刊文摘，2007．10．19．）

在对欧美文化顶礼膜拜的潮流之下，我们不少同胞忘记了：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我们的孩子学日语；德国占领法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逼着法国孩子学德语，因此，法国作家杜德写了世界名著《最后一课》，教育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有人说，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是为了培养精英。我们需要 13亿精英吗？！中医院校毕业生是为中国人看病的，需要说英语吗？！外国有中医文献可查吗？！北中医一位硕士生学得很好，只是英语不过关，不授予硕士学位；一位本硕连读的四年级学生学得也非常好，英语达不到六级，不许继续读硕士。看来北中医是要为外国人培养中医白求恩了！真有国际主义精神！

总之，不少同胞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是中医近百年受排挤受打击的思想根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同化一切外来文化，无论是蒙古族文化还是满族文化。然而，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由于一些海归的脾胃功能不足，我们却一直在异化自己的文化。这一点如果不迅速改变，中华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以重现符合中华民族历史状况的大国地位，而会成为人家的附庸。

（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规阻碍了中医药发展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各种中医药法规政策都是以“科学的”西医药为样板制定的，希图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从而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限制了中医精华的传承。两法两条例，即医师法、药品法、中医药条例和中医院管理条例，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四大绊脚石。篇幅所限，只就两法及一些政策略作分析。

1． 医师法是对中医最大的限制

《执业医师法》恐怕是对中医最大的限制。众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医的教育主要有三种途径：师承、家传、自学，而且，这种方法行之有效，这种传承方式本身就是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西学东渐以来，中医院校式的教育当然可以采用，可以使学生系统学习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师承、家传、自学就是落后的，不可再用的。卫生部某中心一位博士（广州日报2006年10月18日）说：“师徒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只能作为补充，是落后的手段。把老中医的经验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中医基础理论搞扎实，整体的框架要更加科学化。”这位博士明确表示他只承认院校教育，否认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之一的师承教育，而且他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不扎实”，“中医不科学”。这种思潮在中国流行了百年，现在也基本代表卫生部一些同志的思想。执业医师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出台的。否定师徒模式将会很容易使仅存的中医实践治疗理论与经验彻底失传！而且，院校式教育很难传承中医这样的“意会知识”。《医师法》根本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认为只有现代医学是科学的；否则何以要求中医师报考资格是必须要有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而考试内容近半、一多半是西医知识，甚至要考手术衣的穿戴、呼吸机的使用呢？即使是西医大夫，多数也未必都知道如何使用呼吸机！

从2002年开始，国家把民办的中医院校甚至国家高等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学专业全部取消，从而让自学的中医失去了从医的可能，使许多半途学生半途改行。急难重症治疗专家、名老中医李可就是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的；如在今天，是不可能拿到行医证的。

光明中医函授学院是在李德生、卫生部长崔月犁、中医局局长吕炳奎等同志关心下建立的，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培养了近11万中医；而且近半数（不论是否拿到了行医执照）都在行医（这与32所高等中医院校毕业生毕业后95％改行适成鲜明对照）。这11万中医的存在价值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正规军（正规军中的大多数一则受的西化教育，二则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采用各种检查化验），因为他们没有西化，保留了中医的精华，他们有临床能力，医术不亚于正规军。

据我们了解，普遍反映光明中医的教材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教材编得好，培养的学生热爱中医，临床效果好。应该说这是一个创举，是值得称道值得推广的事。这些学生都经过严格训练、严格考试、临床实践，最起码，他们的水平不会低于卫校的学生吧；卫校毕业生尚且可以行医，何以光明中医的毕业生不能考行医执照？！我们收到光明中医不少毕业生来信，反映了他们热爱中医药的拳拳之心。他们能解除患者痛苦，何以要让那些患者继续痛苦而要严格执“法”呢？

如上所述，国家正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95％不再从事中医临床。光明中医的学员宁可冒着被抓被罚的危险“非法行医”，正说明他们热爱中医，他们有本事行医！不让热爱中医的人行医，却不断培养大批毕业后不再行医的人作为“报喜”的资本，我们到底还想不想要中医了？！难道真如王澄先生所说：“我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们，以及比他们更大的官都有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心里好明白。他们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多，接触广泛，很容易接受我的种种意见，和我很能谈到一起。但是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大陆只能做不能说，只能暗中给中医下绊子，不能公开反对中医。因为中国的旧文化势力太大。”（王澄医生写给中医药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王澄先生的话有挑拨之意，不可全信，但似乎说明了一点：有关官员中有一部分人要消灭中医，尽管这种人只是少数（请注意：一个老鼠会坏一锅汤），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使然。医师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制定的。

医师法导致许多家传、自学、师承的民间中医不可能取得执业资格。有些地方曾发给他们执业医师证，后来借故都收回去，就再也不发还他们了，他们再要行医就是非法的了。

据我们估计，全国尚有无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15万人。他们西化最少，在保存中医精华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有功的，他们是中医队伍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许多人行医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退一万步说，假医也变成了真医。不禁使人们想起文革时期，动辄说某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这些所谓的“假党员”作为“党员”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何必追究他们当初是否有入党介绍人呢？

然而，有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要“严格执法”。据报道，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取缔无证行医9.5万余户次。如此再来两次，中医，或说还保留了一些中医真传的中医，就彻底没有了，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大行西医之道了。在他们这么做之前，是否认真调研过这些人为什么无照行医？他们能不能治病？他们无照行医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他们无照是谁的责任？

下面是如何取缔无照行医的呢？无照者交几千元罚款就没事了。过一段时间如法炮制，又可收得几千元，长此以往，无照行医者成了他们“创收的源泉”和取得“清无政绩的资源”！而这些民间中医依旧行医，一则他们有本事，有人找他们看病；二则他们要生活，不得不继续违法行医；三则不少人舍不得丢下这门绝技。

有的官员动辄强调执法，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其实不过是不作为的推诿之词。更何况，我国受贿官员何止三个两个，哪个法律允许他们受贿？受贿时为什么就不想着严格执法了？

我们知道，法律是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的，法律都有滞后问题。我们今天总不能再使用明、清的法律了吧？法律还有制定得对与不对、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自然是保护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西方月亮圆”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说在西医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制定的法律法规自然对中医不利。

再者，执法还有个立场问题，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我们共产党自然是“共匪”，五次围剿是“严格执法”；但是，站在人民立场，共产党闹革命是为劳苦大众，五次围剿是反革命行为！我们称赞农民起义，若站在当时政权立场，农民起义是造反是犯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也是在“严格执法”！

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执的什么法？这些法是在什么思想、什么观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对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害？当年我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不就是要反对要革掉欺压人民的“法”、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今天的这些法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有害，我们的官员就应该反思，就应该调查研究，就应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修改的建议，否则，就没有尽到为官之责，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之官，就是保乌纱帽之官，就是“为人民币服务”之官。

不能不指出，我们有的官员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全凭拍脑袋决策。2002年6月8日，卫生部颁发文件，规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论野生还是家养，都不许用于保健品；我们电话请教该部官员：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几乎全是养殖的，受新西兰梅花鹿产品冲击，销路不好，如再不许用于保健品，养鹿企业就彻底破产了。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可以在说明书上写马鹿（二级保护），实际用梅花鹿。见微知著，包括执业医师法在内的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就是这样拍脑袋拍出来的！按照该官员的话去做，市场不就乱套了吗？！

山西稷山县骨髓炎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是当时卫生部向全世界推广的典型。其前身是南梁村卫生所，除5名有执业医师证的医务人员外，其它15名医务人员均是70年代由村里安置的高中毕业生，虽多次前往医科大学进修，终因无毕业证，只持有乡村医师证，一直未能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按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他们在医院工作属于非法行医，按《药品管理法》，他们有的药品也是非法的假药；如果按法律规定，取消该医院的执业资格是有依据的。但他们的疗效是有目共睹的，迄今为止，该院已收治二三十万例病人，保持着无一例截肢的世界纪录（请注意：如让西医治疗，几乎都得截肢，中国又会多二三十万残疾人，邓朴方的队伍就更加扩大了。），其疗效之好、费用之低，一直为患者所称道，现在仍有几百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然而，2006 年就有一个“懂法”的患者状告该院用非医务人员给他治病，索要60万元赔偿。

中医与西医不同，如前所述，中医属意会知识，师徒传承更合适；今天院校的培养方式不完全适合中医，而家传、师承、自学模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落后的。可以说，传承和自学方法是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是先进的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西医比较难以自学，起码实验室和解剖室是个人几乎无法拥有的。）因此，要允许几千年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医传承方式存在。大医恽铁樵就是40岁才自学成才的，以后又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针灸大师承淡安自己办学，培养了上万名学生；山西侯马80多岁的谢锡亮老先生就师从承淡安，谢老先生对灸法满怀信心，前两年一再提出要和我们一起上艾滋病村用灸法治疗艾滋病。满清末年，师徒传承和自学方式培养了80万中医，今天32所中医院校又培养了多少中医呢？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医师法对中医的歧视、压制吗？

1999年颁布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把考试门槛定位在“医师”水平上，大量的民族、民间医药人员既无高中学历及同等学历，过去的师带徒也无“教学合同”和“出师合格证书”，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让中医人考试的文件。

而且，一个令人不解的“规定”是：中医退休就不能行医。上海一个在街道医院工作30 年的中医，退休后就没有了行医证，属非法行医，罚款5万元。（解放日报，2007年8月11日）中医是越老越吃香，何以退休后就不准行医？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真要想消灭中医就明说，不要用法律“说事”。请注意：任何法律都是滞后的，都是要不断修订完善的，滞后到一定程度都是要突破框框的，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康有为、梁启超等要“变法”，变法不成，孙中山只好革命！更何况，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都是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大潮下参照西医药制定的，都不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我们究竟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着想，还是坚决“依法办事”而抛弃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让更多的人“看病难看病贵”？！

执业医师就是执业医师，似乎没有必要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什么乡村医生、一技之长医生、中医师、主任中医师等等，看似管理很细很严，实则是自找麻烦，或说是希望借此加大自己的权力。不少民间中医花钱去搞什么博士、某单位名誉研究员、什么博览会金奖银奖，总有人调查他们是冒充的。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凭，只好去搞这些，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完全可以理解。

中医本来就是全科医生，历来不分科。我们中医院硬要仿照西医分成各种科。某著名中医院皮科一位年轻的主治医，坚持使用中医药治疗，声名远播，癌症、心脑血管病人都到皮科找他看病，疗效还满不错。检查团批评他不该看其他病，他的回答很好：这些病人都是自己来找我看的，中医讲大医精诚，谁来我都应该给看，不能把病人推出去；我的行医证上写的是中医主治医师，不是写的中医皮科主治医师。

必须制定中医自己的医师法，且不能以学历为主，当以临床水平为主进行考核。

2．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

《药品法》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其扼杀中医的作用，尽人皆知，这里不拟多说，只强调以下几点：

中药不同于西药，《药品法》将二者混为一谈，硬要中药申报内容与西药几无二致。而且郑筱萸这些年出台了187个法规，对中药之勒杀一扣紧似一扣，以至于医院的内部制剂必须由它来审批，否则即属违法；一个GMP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一个医院制剂室要达到什么标准的规定，致使许多无资金改建的中医院制剂室（如甘肃武都中医院）不能再行生产，耽误为患者治疗；药监局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然而，中医历来是医生亲自炮制，亲自将汤剂制成丸散膏丹，不许他们自制，如何给人治病？！

GMP和药品制剂室的“标准化”浪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仅仅成为他们的形象工程。任何制剂必须经过药监局审批的法律，不知多少个体行医的中医遭到查抄、没收和罚款，不知多少患者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也不知有多少官员因此而发了横财！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一些中医院和制剂室负责同志气愤地说，为什么把中药划归药监局管理，他们懂什么？谁家吃的米饭馒头是在GMP厨房做出来的？谁家做好了饭菜先让耗子点头之后他才吃的？他们殷切希望国家中医局将中医、中药一块管起来。他们一再重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巴豆有毒，可以吃死人，耗子越吃越肥，中药申报为什么还要求作耗子实验？中药在活人身上用了几千年，为什么今天反倒要耗子点头？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不会制丸散膏丹的就不是合格的中医，为什么今天中医可以开汤剂就不许将汤剂改成丸散膏丹？

药监局规定“中药必须注明有效期”。陈皮、艾绒越陈越好，如何标明有效期？北京平心堂为救治一位妇女，将珍藏二十多年的一盒同仁堂生产的苏合香丸给她，她却控告诊所给她服用过期的中药，药监局马上前往查抄、罚款（请注意：某报纸载文为一患者寻求10年前的人参再造丸，后又载文称该患者用了汤先生捐献的珍藏20年的一盒药，药到病除。建议药监局控告该报纸不遵其法规、宣传过期药品！）。邓老身体不适，平心堂专门为邓老制作了几丸“假药”，邓老说：我的病就是吃假药吃好的。秦皇岛有个中医给人治病，被判了7年，因为他自己做制剂；他是六世传人，一直用这个药，后来被人告发，马上被抓。

所以，用政体用国家机器来消灭中医非常容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合法却不合情理。那些想消灭中医的人完全可以用“依法办事”来堂而皇之地消灭中医。最近健康报记者刘燕玲同志就中医大夫张好良在河南某县用中医治疗艾滋病写了一份内参，高强、王国强部长都批示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当地某局立即找张好良，说他卖假药，罚款5万（张好良已被逼离开该县）；该局还对联名要求服用张好良中药的135人的组织者进行威胁。由此可以看出药品法以及所谓的执法对中医药的扼杀作用，也可看出我们的地方官员真是“执法模范”。

广西有个李之焕，在监狱中自学成才，治疗癌症、艾滋病等诸多疑难病症，效果甚好，中国中医药报曾用整版篇幅连载他的事迹。然而，有关部门以非法行医和制售假药为名抄没其家产和现金数百万元，因找不到其犯罪事实，予以劳教。既然他能治病，效果不错，何以非要说他是假医假药呢？

如此执法，束缚了中医的手脚，中医没有办法治病救人。药品法完全不适用于中药，必须重新制定中药药品法。

3．中医高等教育严重西医化，培养不出中医人才

某中医院校校长告诉我：学生不学西医出来找不到工作！在我看来，学生出来能否找到工作，不是学不学西医的问题，而是国家政策问题，是国家信不信中医、要不要中医的问题，是国家给不给中医宽松环境的问题。

韩启德副委员长最近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讲话中说：“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像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这样的牵头单位，就要引领政策，而不是跟着政策跑。要引领政策，去创造政策。”委员长的话表明，大学校长们应该就学生所学内容和就业问题向国家提出政策建议，如果不提，而是跟着已经落后的政策后面跑，是没有负起为官的起码责任。

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药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许多中医院校不注重经典学习，有的甚至把经典作为选修课，学生也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背诵经典。广西中医药学院刘力红教授说：“早上，在学校的药圃里，99％的学生都在念英语，却没有听到诵读中医经典的声音。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伤寒论》，我会十分感动。”一位广西中医药学院2005届的研究生说，由于英语与学位证挂钩，所以有60％的研究生都要花上1～2年的时间攻读英语，肯定会对专业学习有影响。不熟练掌握经典中的精华，就不可能领略中医的真谛。中医药院校确实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员，但他们中真正能用中医思维方法治病的少得可怜。主要原因是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只是两个“中专生”（崔月犁语）。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五年大学本科，其中一年实习（住院医，几乎全实习的西医），另四年中，学中医时间仅三分之一，即16个月，再除去寒暑假，除去节假日，真正学习时间不足一年，能学好中医吗？过去跟师学习还要三年才出师，那可是天天学，没有节假日的！

韩启德副委员长在同一次讲话中还说：“按照邓老说的，在我们中医药大学里面，如果将外语及其它的课程等全部算上，与中医的比例达到2﹕8，能不能实现？如果有困难的话，能不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里面先做一个试验，让两三百人专门学中医，不学西医。”如果真能按照委员长的话去做，中医就有救了，就能培养出一大批铁杆中医。

顺便提一句，中医院校学生不必学英语。他们出来是为中国人看病的，给中国人看病还要说英语吗？“将来他们要查阅外文资料！”西方国家有中医吗？它们有资料可查吗？前面已经说过，北中医某硕士英语达不到6级，不发硕士证；本硕连读的某学生四年级英语不过关不许继续读下去：有这种必要吗？！如果将来真需要他们给外国人治病，带翻译即可，或届时专攻一年英语也成，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青春去学英语。不要再培养所谓“精英”了，英语充其量只能作为中医院校的选修课！英语不代表一个中医的临床水平，更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也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培养一大批幼儿英语教师，让山沟里幼儿园开始“双语学习”，这不是培养精英，是奴性的表现。

4．其他一些政策和法规

其他一些政策和法规也多有不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情况。不可能一一分析。

比如《中医药条例》指出，中医医师资格认定按执业医师法，中药之审批按药品法。医师法、药品法既然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条例如此规定就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又比如，要让中医药走向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的轨道，也是没有考虑中医药的特殊性、核心本质或说特色。又比如，中医病历书写规则、医院规模、医院设备、医疗事故鉴定等等都不符合中医实际。再比如，国外保险公司早已允许患者到中医、针灸诊所看病，我们却搞定点医院看病，中医个体诊所看病成了“当然”不能报销的了。

以中药现代化而言，基本上放弃了中药的性味、归经、炮制、方剂等中医药的基本路数，而是寻找化学单体、有效成分，讲多组分、多靶点，用生药学替代本草学，用植物化学替代中药学（中医高等院校的中药系乃至中药学院，还有谁在教学生认药、教学生炮制？又有哪个中医学院教学生红升丹、白降丹的炼制？）以五个P为代表的有关政策实施以来，不但没有达到政策期望的标准化、国际化，反倒不知害了多少中药厂家。

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占国际市场五分之一，中医药真正把中国市场占领了，就不得了了；再者，中医药在其发源地尚且受到歧视、压制、打击、排挤，让文化迥异的西方国家承认，有点天方夜谭。我们早已说过，中医肯定会很快走向世界，但不是今天，是等到我国真正强大以后，西方会来取中医药的真经的。

所以会出现这些政策，是政策制定者未能很好研究，且心中认识不到中医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特色。政策制定者不能总是迷信科学的标准只有一个 —-现代科学，不能总是高高在上，想当然地闭门造车了。

最近，北京又开始“依法”检查中医门诊和诊所，凡中医师人数不够或没有护士的一律关门了事；令人不解的是，中医诊所要护士何用？西医有护士，中医就必须有护士吗？

（四）“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

1840年以后，不少国人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加之帝国主义疯狂进行文化侵略，致使许多人崇洋媚外；特别是上世纪初和上世纪末两次大规模海归，带回了西方的科技，也带回了洋人的垃圾，全面否定中华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加上“海归”的推波助澜，上世纪初叶以来我国中医界受到的压力巨大，为了求生存，一些中医人士提倡“中西医汇通”。一方面以西医的知识来认识、理解、解释中医；另一方面企图仿照西医模式来发展中医，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形成了最初的“中西医结合”。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批判了王斌与贺诚打击、消灭中医的错误政策，撤了二人的部长职务。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社论中“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药学”。中共中央在1954年11月23日批转中央文委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药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于是，他作为政治家而非医学家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希望借此产生中国的新医学，从而在我国制造了一支表面上既不同于中医又不同于西医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中西医结合”的、 而实质上是二流西医的医学队伍。从本质上说，主席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也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让西医学习中医，“帮助”中医整理提高。其实，我国的文字改革既是第一次海归带回的日本错误思想的继续，也是主席他老人家希望汉字拉丁化的序曲。

张效霞先生在《回归中医》（青岛出版社，2006:249）一书中引用了“西学中”出身的贾得道先生的话：“1971年又提出在西医中普及中医知识的要求，并且提出不学中医就是半个医的口号，于是又掀起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这样当然不能对中医有系统的、深刻的实质性理解，大都只是学到一些临床应用的基本知识，能开方看病就算满足了。但就是这部分人，他们既有西医的基础，又能用中医的方法看病，于是很快就成为中医机构中的骨干力量，有的甚至成为各级的领导。”事实是，我国今天的中医院校、中医医院、中医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全是中西医结合人员担任，几乎没有例外。但是这些“学过西医的人，西医的知识与理论，在他们的头脑里已经形成相当牢固的基础，所以在接触到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不知不觉地从西医的角度来考虑。”杨维益先生也说：“‘西学中’在医学方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西医完全一致。他们以西医作为模板，在科研中采取让中医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以西医学科特点强加于中医药学的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不大可能对中医发展带来好处。相反，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却有可能在这种研究中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中医药的医、教、研才全盘西化，跟在西医药后面爬行。借用崔月犁部长1982年讲话的精神，我们认为，中医的医、教、研机构的领导人不宜由中西医结合人才担任。

50多年过去了，“中西医结合”变成了“中医西医化”。迄今，中西医结合未形成任何一个中西医结合理论，未拿出一个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成果（所谓的成果仅仅是低层次的中西医配合治疗而已。），而所谓的“成果”解决不了中医临床问题，更没有一位中西医结合专家敢于提出“中西医结合学”的概念。实际上，5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一直是以“想当然的”的漂亮的口号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今天，真正的中医已经被消灭得所剩无几了，中医院不姓中了，目前的23万中医中，只有三两万人还会用中医思想看病，其他中医被改造得扔掉了中医的特色、只会开化验单看检查报告了；32所中医药院校天天都在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不培养铁杆中医。科研都是西医思路，其“成果”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意义。就连人大常委会责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起草并已呈报卫生部的《中医药法》（2006年9月5日草案）里，仍在要求“鼓励中医药院校开展高层次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中西医结合”流毒之深可见一斑。鼓励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这一《中医药法》一旦出台，中医药就将彻底完蛋，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消灭中华文化的罪人！

科技部拨款让中医界研究治疗SARS，款还没有到他手里就开始高喊“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科技部一搞省部联动让中医研究治疗艾滋病，又开始高喊“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怎么那么没有底气？！离开西医你就活不了了吗？！

既然要搞“中西医结合”，既然“中西医结合”好，为什么西医院校不搞？！为什么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只有几十个学时？说穿了，制定政策的同志心底深处就认为中医不科学，因此要傍西医这个大款，用中西医结合来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这恐怕就是我们卫生部和中医主管部门的真实想法，所以才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不变！

钱学森老先生曾写信给崔月犁部长说：“中西医结合，不是西医吃掉中医，就是中医吃掉西医。现在的情况是西医吃掉中医。”钱老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1982年衡阳会议上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到1985年以后，就没有人再说三支力量了。最近，又有人老调重弹，而且将之塞进了十几个部委的《纲要》。可见：真有人要用“中西医结合”来彻底埋葬中医了。

可以肯定地说，中西医是并存的，中西医只能配合治疗而不能结合为一体，起码在近百年里还结合不起来。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不应再提什么“中西医结合”了，让中医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让中医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让中医药用符合自身规律的方法管理自己，别再逼着和尚念“上帝保佑”了。个别西化的和尚也别再穿着袈裟念“阿门”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一定要搞什么中西医结合，那么，应该按照当年毛主席说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由西医院校去培养，而且，中西医结合人员也应该由卫生部管，而不应该划归中医局管理。

（五）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阻碍中医振兴

我们在过去的研究报告中，不止一次讲过，卫生部是西医的一统天下，因而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并没有一碗水端平地发展中、西医。这一点连傻瓜都能看出来。与卫生部关系密切的一位同志指责我们“骂政府”。其实我们从不骂政府，仅仅是批评一下卫生部、提出一些建议而已（这是软科学研究人员的责任，一味唱赞歌就不是合格的软科学研究人员！）。卫生部也从不理睬我们的批评和建议（这大概是我们一些官员的拿手好戏——不理睬），我们曾托人想见见卫生部长，得到的答复是没时间。

卫生部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是有其原因的：除了上面所说的思想与观念根源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几十年来卫生部已经培养扶植起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今天绝不敢得罪它。如果让中医振兴起来，利益集团绝对不干。因为中医的振兴会挤占相当大一快西医的“市场”。这也是卫生部的两难之处。

上面已经说过，西方文化侵略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政治、文化控制，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而推销其西医药是其重要目的之一。今天，西方的西医药利益集团绝不允许中医药发展起来与之争夺早已被他们垄断的市场，不许中医药分他们一杯羹。他们为此采取的手段很多：指责中医药不科学，不可量化；中药中使用濒危动植物导致犀牛、老虎、香獐子等等灭绝，养熊引流熊胆汁是虐待熊；中药中含有有毒植物成分（如马兜铃酸致人肾病，于是郑筱萸秉承洋人旨意，下令修改龙胆泻肝丸处方，错误地废除了关木通这味中药，使之成为几千年来唯一因“毒性”被废除的中药；洋人控制了我们的药监局！）；中药含有重金属（安宫牛黄丸含有朱砂不许进口），中药农残过高，中药质量不可控，中药有效成分不明确，等等。然而，洋人心知肚明：中医药高明，是与他们的西医药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于是他们组建研究机构，大量拨款，高价网罗我国中医药人才，希图弄清中药。在他们弄清之前，自然要千方百计贬低中医药，限制中医药，扼杀中医药。一旦弄清了，利用其强大的实力，迅速占领市场，届时，你们中国人再从我们这里引进中医药吧！（洋人算盘打得不错，但他们不了解的是：没有中华文化底蕴，很难弄懂弄清中医药。我们的学校正是扔掉了自己的文化，中医院校学生毕业后才看不了病。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医自己救不了自己，中医振兴依赖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我们粗略看一下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我们培养起的庞大的利益集团：到2005年底，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共计446万人，其中中医药人员25．4万人（含执业中药师2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5．7％（且多数已成二流西医），而西医卫生技术人员占94．3％；全国西药厂家远多于中药厂家，且其规模远大于中药厂；我们的医疗卫生官员中，90％以上出身西医，而另10％中几乎全是“中西医结合人才”……

所以，尽管中医对病毒性疾病具有绝对优势，SARS期间不许中医上战场，艾滋病也不许中医介入。尽管民间中医解决艾滋病效果很好，你得有行医证，你的药得有批号。尽管用中药戒毒只要33个小时即可去除心瘾，15天身体即可恢复到吸毒前的状况，利益集团却偏偏要吸毒者吸小毒（美沙酮）代替吸大毒，偏偏要把大笔研究经费拨给始终跟在洋人后面学走路的戒毒“权威”，这些“权威”千方百计压着民间中医的成果不许出头。一句话，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权威”，压制创新。其实，历来重大的创造发明都来自民间（民科），而且多有受到官方压制之情事。尽管我们天天喊创新，那只是能为利益集团“创薪”而已。

众所周知，毛主席当年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当年的威望谁人可比，卫生部尚且不执行，今天谁又能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吕炳奎当年建议成立中医部，我们又提出同一问题，也有业内人士提出类似建议，卫生部是坚决反对。因为设立了中医部，卫生部就控制不了中医，中医就有可能腾飞而分去西医药一杯羹、甚至抢走西医药的饭碗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要想进行任何改革都很难得到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支持，只会遭到他们的反对与打击（他们的杀手锏就是：中医药不科学，不规范，不量化，不标准化，说不清有效成分，说不清机理等等。）。只有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只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官员决心为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为13亿国人健康奋斗而不怕丢掉乌纱帽，中医药方可振兴。要有谭嗣同为变法流血的精神，何况今日之改革尚不至于流血。

这里专门用一小节来谈利益集团，不是要让中医界或中医局与这个利益集团做殊死斗争。须知，这个利益集团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同胞组成的，和我们一样，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不能窝里斗。我们在2005年的研究报告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灭亡”。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认真看清中医代表了中华文化，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共同为弘扬中医而努力，共同来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而不异化我们自己。